再造心灵（第14页）

我手下这员降将虽然还不曾对我直下攻击，然而他在《甲寅》周刊里，早已屡次对于白话文学下攻击了。他的广告里就说：

文字须求雅驯，

白话恕不刊布。

这真是悻悻然小丈夫的气度。再看看他攻击白话文学的话：

白话文字之不通。

陈源……喜作流行恶滥之白话文。文以载道，先哲名言。漱冥之所著录，不为不精，断非白话芜词所能抒发。近年士气日非，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不谓漱冥亦复不自检制，同然一辞。

计自白话文体怪行而后，髦士为俚语为自足，小生求不学而名家，文事之鄙陋干枯，迥出寻常拟议之外。黄茅白苇，一往无余；诲盗诲淫，无所不至。此诚国命之大创，而学术之深忧！

他这些话无一句不是悻悻的怒骂，无一句是平心静气研究的结果。有时候，他似乎气急了，连自己文字里的矛盾都顾不得了。例如他说陈源君“屡有佳文，愚摈弗读，读亦弗卒，即嘻嘻吗呢为之障也”。既“摈弗读，读亦弗卒”。章君又何以知是“佳文”呢？有“嘻嘻吗呢为之障”，而仍可得“佳文”的美称，章君又何以骂他作“恶滥之白话文”呢？这种地方都可以看出章君全失“雅量”，只闹意气，全不讲逻辑了。

林纾先生在十年前曾说：“古文之不当废，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当时我读了这话，忍不住大笑。现在我们读章士钊君反对白话的文字，似乎字里行间都告诉我们道：“白话文之不当作，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苦哉！苦！他只好骂几句出出气罢！

我们要正告章士钊君：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人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今日一部分人的漫骂也许赶得跑章士钊君；而章士钊君的漫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的大运动。

我们要正告他：“愚摈弗读，读亦弗卒。”这八个字代表的态度完全是小丈夫悻悻然闹意气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对付一些造谣诬蔑的报章，而不能对付今日的白话运动。我虽不希望章君“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我却希望章君至少能于《胡适文存》中求一点白话运动所以能成立的理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很诚恳地欢迎反对派的批评，但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是万万不配反对白话的！

章君自己不曾说过吗？“愚所引为学界之大耻者，乃读书人不言理而言势。”我们请问章君：“愚摈弗读，读亦弗卒”，这是讲理的读书人的态度吗？

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但我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件了：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譬舆榇，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

1923年8月27日

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

浩徐先生：

今天看见一〇六期的《现代》，读了你的“主客”，忍不住要写几句话寄给你批评。

你说整理国故的一种恶影响是造成一种“非驴非马”的白话文。此话却不尽然。今日的半文半白的白话文，有三种来源。第一是作惯古文的人，改作白话，往往不能脱胎换骨，所以弄成半古半今的文体。梁任公先生的白话文属于这一类；我的白话文有时候也不能免这种现状。缠小了的脚，骨头断了，不容易改成天足，只好塞点棉花，总算是“提倡”大脚的一番苦心，这是大家应该原谅的。

第二是有意夹点古文调子，添点风趣，加点滑稽意味。吴稚晖先生的文章（有时因为前一种原因）有时是有意开玩笑的。鲁迅先生的文章，有时是故意学日本人作汉文的文体，大概是打趣“《顺天时报》派”的；如他的《小说史》自序。钱玄同先生是这两方面都有一点的：他极赏识吴稚晖的文章，又极赏识鲁迅弟兄，所以他作的文章也往往走上这一条路。

第三是学时髦的不长进的少年。他们本没有什么自觉的主张，又没有文学的感觉，随笔乱写，既可省作文章的功力，又可以借吴老先生做幌子。这种懒鬼，本来不会走上文学的路去，由他们去自生自灭罢。

这三种来源都和整理国故无关。你看是吗？

平心说来，我们这一辈人都是从古文里滚出来的，一二十年的死工夫或二三十年的死工夫究竟还留下一点子鬼影，不容易完全脱胎换骨。即如我自己，必须全副精神贯注在修辞造句上，方才可以作纯粹的白话文；偶一松懈（例如作“述学”的文字，如《章实斋年谱》之类），便成了“非驴非马”的文章了。

大概我们这一辈“半途出身”的作者都不是作纯粹国语文的人。新文学的创造者应该出在我们的儿女的一辈里。他们是“正途出身”的，国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大概可以避免我们这一辈人的缺点了。

但是我总想对国内有志作好文章的少年们说两句忠告的话。第一，作文章是要用力气的。第二，在现时的作品里，应该拣选那些用气力作的文章做样子，不可挑那些一时游戏的作品。

其次，你说国故整理的运动总算有功劳，因为国故学者判断旧文化无用的结论可以使少年人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知识与新道德。你这个结论，我也不敢承认。

国故整理的事业还在刚开始的时候，决不能说已到了“最后一刀”。我们这时候说东方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文明”，这种断语未必能服人之心。六十岁上下的老少年如吴稚晖、高梦旦也许能赞成我的话。但是一班黑头老辈如曾慕韩、康洪章等诸位先生一定不肯表同意。

那“最后一刀”究竟还得让国故学者来下手。等他们用点真功夫，充分采用科学方法，把那几千年的烂账算清楚了，报告出来，叫人们知道儒是什么，墨是什么，道家与道教是什么，释迦达摩又是什么，理学是什么，骈文律诗是什么，那时候才是“最后的一刀”收效的日子。

近来想想，还得双管齐下。输入新知识与新思想固是要紧，然而“打鬼”更是要紧。宗杲和尚说的好：

我这里无法与人，只是据款结案。恰如将个琉璃瓶子来，护惜如什么，我一见便为你打破。你又将得摩尼珠来，我又夺了。见你恁地来时，我又和你两手截了。所以临济和尚道：“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你且道，既称善知识，为什么却要sharen？你且看他是什么道理？

浩徐先生你且道清醒白醒的胡适之却为什么要钻到烂纸堆里去“白费劲儿”？为什么他到了巴黎不去参观柏斯德研究所，却在那敦煌烂纸堆里混了十六天的工夫！

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