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心灵（第7页）

这首《沁园春》是从《曝书亭集》卷二十八页八抄出来的。你是大学的一位国文教授，你可看得懂他“咏”的是什么东西吗？若是你还看不懂，那么，他就通不过这第一场“明白”（“懂得性”）的试验。它是一种玩意儿，连“语言文字”的基本作用都够不上，那配称为“文学”！

懂得还不够。还要人不能不懂得；懂得了，还要人不能不相信，不能不感动。我要他高兴，他不能不高兴；我要他哭，他不能不哭；我要他崇拜我，他不能不崇拜我；我要他爱我，他不能不爱我。这是“有力”。这个，我可以叫他做“逼人性”。

我又举一个例：

《血府》当归生地桃，

红花甘草壳赤芍，

柴胡芎桔牛膝等，

血化下行不作劳。

这是“血府逐淤汤”的歌诀。这一类的文字，只有“记账”的价值，绝不能“动人”，绝没有“逼人”的力量，故也不能算文学。大多数的中国“旧文学”，如碑版文字，如平铺直叙的史传，都属于这一类。

我读齐文，书阙乏佐证。独取圣字，古谊籍以正。亲歾偁考妣，从女疑非敬。《说文》有字，乃训祀司命。此文两皇，配祖义相应。幸得三代物，可与洨长诤。——（李慈铭《齐子中姜歌》）

这一篇你（大学的国文教授）看了一定大略明白，但他决不能感动你，决不能使你有情感上的感动。

第三是美。我说，孤立的美，是没有的。美就是“懂得性”（明白）与“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例如“五月榴花照眼明”一句，何以美呢？美在用的是“明”字，我们读这个“明”字不能不发生一树鲜明逼人的榴花的印象。这里面含有两个分子：1.明白清楚；2.明白之至，有逼人而来的“力”。

再看《老残游记》的一段：

那南面山上，一条白光，映着月色，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分辨不清；又有几片白云在里面，所以分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睛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从背后透过来。那山却不然的：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了。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东去，越望越远，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来。

这一段无论是何等顽固古文家都不能不承认是美。美在何处呢？也只是两个分子：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清楚之至，故有逼人而来的影像。除了这两个分子之外，还有什么孤立的美吗？没有了。

你看我这个界说怎样？我不承认什么“纯文”与“杂文”。无论什么文（纯文与杂文、韵文与非韵文）都可分做“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两项。

《吴虞文录》序

凡是到过北京的人，总忘不了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那望不尽头的大街上，迷漫扑人的尘土里，他们抬着一桶水，慢慢的歇下来，一勺一勺的洒到地上去，洒的又远又均匀。水洒着的地方，尘土果然不起了。但那酷烈可怕的太阳光，偏偏不肯帮忙，它只管火也似的晒在那望不到尽头的大街上。那水洒过的地方，一会儿便晒干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或汽车走过去，那弥漫扑人的尘土又飞扬起来了！洒的尽管洒，晒的尽管晒。但那些蓝袄蓝裤露着胸脯的清道夫，并不因为太阳和他们作对就不洒水了。他们依旧一勺一勺的洒将去，洒的又远又均匀，直到日落了，天黑了，他们才抬着空桶，慢慢的走回去，心里都想道：今天的事做完了！

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尽头的长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头颈里，都是那弥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见那无数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尘雾里撞来撞去，撞的破头折脚。因此，他发愤做一个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弥漫的大街上。他洒他的水，不但拿不着工钱，还时时被那无数吃惯孔尘的老头子们跳着脚痛骂，怪他不识货，怪他不认得这种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大路上妨碍行人！他们常常用石头掷他，他们哭求那些吃孔尘羹饭的大人老爷们，禁止他挑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旧做他清道的事。有时候，他洒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远远的觑见那望不尽头的大路的那一头好像也有几个人在那里洒水清道，他的心里又高兴起来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来了。于是他仍旧挑了水来，一勺一勺的洒向那旋洒旋干的长街上去。

这是吴先生的精神。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独秀攻击孔丘的许多文章专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一个主要观念。当那个时候，吴先生在四川也作了许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观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一个观念。吴先生是学过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与独秀稍不同。吴先生自己说他的方法道：

不佞丙午游东京，曾有数诗，注中多非儒之说。归蜀后，常以《六经》、《五礼通考》、《唐律疏义》、《满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与老、庄、孟德斯鸠、甄克思、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远藤隆吉、久保天随诸家之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民法、刑法，比较对勘。十年以来，粗有所见。

吴先生用这个方法的结果，他的非孔文章大体都注重那些根据孔道的种种礼教、法律、制度、风俗。他先证明这些礼法制度都是根据于儒家的基本教条的，然后证明这种种礼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礼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他又从思想史的方面，指出自老子以来也有许多古人不满意于这些欺人吃人的礼制，使我们知道儒教所极力拥护的礼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思想家的批评与攻击了，何况在现今这种大变而特变的社会生活之中呢？

吴先生的方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我们对于一种学说或一种宗教，应该研究它在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影响：“它产生了什么样子的礼法制度？它所产生的礼法制度发生了什么效果？增长了或是损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国民性？助长了进步吗？阻碍了进步吗？”这些问题都是批评一种学说或一种宗教的标准。用这种实际的效果去批评学说与宗教，是最严厉又最平允的方法。吴先生虽不曾明说他用的是这种实际主义的标准，但我想他一定很赞成我这个解释。

那些“卫道”的老先生们也知道这种实际标准的厉害，所以他们想出一个躲避的法子来。他们说：“这种种实际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等人误解孔道的结果。他们骂来骂去，只骂着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一班人，却骂不着孔老先生。”于是有人说《礼运》大同说是真孔教（康有为先生）；又有人说四教、四绝、三慎，是真孔教（顾实先生）。关于这种遁词，独秀说的最痛快：

足下分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诸会之孔教，与真正孔子之教为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所欲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何以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1921年6月16日

《尝试集》四版自序

《尝试集》是民国九年三月出版的。当那新旧文学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当那初次试作新诗的时候，我对于我自己的诗，选择自然不很严；大家对于我的诗，判断自然也不很严。我自己对于社会，只要求他们许我尝试的自由。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的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售到一万部。这是我很感谢的。

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现在还有人引了阿狄生、强生、格雷、辜勒律己的话来攻击新诗的运动，但这种“诗云子曰”的逻辑，便是反对论破产的铁证。——新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加多了。有几位少年诗人的创作，大胆的解放，充满着新鲜的意味，使我一头高兴，一头又很惭愧。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我现在看这些少年诗人的新诗，也很像那缠过脚的妇人，眼里看着一班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心里好不妒羡！

但是缠过脚的妇人永远不能恢复她的天然脚了。我现在把我这五六年的放脚鞋样，重新挑选了一遍，删去了许多太不成样子的或可以害人的。内中虽然还有许多小脚鞋样，但他们的保存也许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也许还有一点历史的用处，所以我也不必讳了。